大约从去年开始, 禁用微信这个想法就时不时的从头脑中冒出来, 似乎是出于一种说不清楚的原因, 微信这个曾经最喜欢的产品并没有让生活变得更好,反而是让生活变得混乱了. 但是也没有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
今天临傍晚的时候看到石勇的一篇文章<社会进入烦闷时代>, 受这篇文章的启发, 才清晰的意识到, 微信这个东西, 为什么没有让人们的还有生活变得更好, 却反而让一切变得更糟糕.
我一直认为, 心理上的自我分析是有着一定的普适价值的, 人们共享着几乎一切的心理机制和大多数的心理意象. 一些高敏感个体比大多数更好把内在的动力给意识化, 而这种意识化的过程, 其实质, 可以看做一部分的心理社会学. 注意, 不是社会心理学, 这里我用心理社会学这个词, 指一些事件对社会中普遍的人的心理影响.
在我的模糊的感觉中, 我一直把04年当成我的启蒙时代, 在04年之前, 我的世界中, 最重要的议题也是惟一的议题是"我在发生什么事情".
那时并不关注政治, 也不关注除了我的生活之外的其他事物.
从04年读<中国农民调查>, <南风窗>, <杂文月刊>开始, 我开始关注社会议题. 一直到现在.
石勇在文章中, 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心理, 分成:
憧憬--->焦急--->不满---->愤懑--->沉闷--->烦闷
04年差不多正对应到不满这种情绪开始的年份.
我对社会心理的观感与石勇先生略有出入, 大致来说, 这种社会心理的演变即有技术和时代的烙印, 还有代际更替的影子.
从技术上来说, 谈及社会心理, 首先要定义社会事件, 而社会事件又首先要必须呈现在公共舆论场中, 因此, 社会心理的演变过程, 也公共舆论的议程权力的定义有关.
在憧憬, 焦急, 不满这三个阶段, 公共舆论仍然掌握在纸媒手中, 纸媒的权力仍大, 虽然说党媒一直姓党, 但是或者由于当时舆论场默认的读者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的原因, 纸媒戴的镣铐要比现在轻得多, 也小得多, 可以看到那个年代, 南风窗中会公然讨论香港七一大游行, 台独问题, 邪教问题, 环境问题, 现在翻开前文所述的那几本杂志, 仍然会惊叹于那几年言论尺度之大.
这也自然是因为当时的文宣固然可以给当地政府带来压力, 但是除了央视东方时空, 焦点访谈等等有限几个节目外, 其他的媒体能够直接给政府造成压力的几乎可以说是没有. 而以上栏目从某种意义来讲可以视为古代的御史台分支机构. 既然属于体制内, 那给些自由空间自然也是无妨. 毕竟杜宪和张宏民所能做的, 也无非是在新闻播报时语气低沉, 全黑出镜而已.
然而随着互联网pc时代的全面展开,事情和以前相比, 慢慢就不一样了, 印象最深的还是08年09年两年, 回头来看, 瓮安事件, 石首事件, 温州动车事故, 512大地震, 新疆75事件.
在那两年, 应该是归功于校内网, 百度贴吧, 凯迪社区, 天涯等等社区的力量(那时微博刚刚露出一点苗头, 尚无法形成强力的舆论场), 突然之间, 事件相比之前以成倍的速度传播开来, 同时在传播过程中, 谣言倒逼真相的机制罕见得导致了, 新闻联播用大篇幅来报道一起刑事案件这样的奇景.
08到10年, 普遍的观感是千头万绪, 体制内积极的力量和消极的力量似乎一天一个样子, 唱红歌和影帝不断的强调法制民主自由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同时出现在舆论场中.
石勇给那个年代下的定义是沉闷.
我觉得不是沉闷, 而是彷徨, 希望和绝望并存, 看起来即像光明的前夜, 又像末日的喧嚣.
然而有一天我却是同意石先生, 即使在当时那种情况下, 人类的内心其实是还是一种心理能量的, 也就是说在内心深处, 绝大多数的人, 还是相信人们之间是有联结的, 他人的事务并不非和我无关.
我还记得08年晓波先生被授予诺贝尔奖, 晚上得知这个消息, 我在宿舍时里心潮澎湃, 点了一根蜡烛, 开窗对着窗外大叫.
然而自薄督倒台, 眼看着新闻联播一天天播成敏感词, 那段时间过去之后, 等到小熊维尼上台, 微博和微信时代开始, 一切突然与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仔细盘点起来, 至少有这么几点不同.
- 无孔不入的网络实名制. 500人的微信群的段子使得自我禁言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主要特征.
- 微信时代主要的社会关系都基于所谓真实社交, 这种真实社交的实质是更进一步的将人捆绑在社会礼仪, 身份和标签的定义中.
- 公共舆论场彻底死亡, 曾经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被集体消灭.仅剩的知识分子
- 在商业的裹胁下, 动机质疑成了百试百灵的手段, 在柴静纪录片事件, 雷洋案中, 均可以看到, 自媒体的所谓人血馒头属性, 而这种还有属性又加剧了对为数不多的舆论场的质疑. 这一点其实值得展开来说, 北岛曾经表示诗歌的两个敌人, 专制与商业, 实质也就是1984与美丽新世界两大母题. 从近些年的演变中,可以看到, 专制与商业在某些情况会呈现出意外的同谋.
- 由于一切渠道都被堵死, 一切理性的声音都被消灭, 民众被封入信息孤岛, 而且相互怀疑. 进入人性的绝望期.
这就是微信时代的真相.
查探这些变化, 其原因是复杂的.
除了专制和商业的力量之外, 还有一个潜藏的与整个趋势相合的力量, 便是所谓的人工智能革命和后现代的人性质疑.
人工智能革命带来了两个后果, 其一是这场革命正在一步步地打碎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整个人类社会的信仰根基, 也就是以存在主义和人本主义为基础的道德和人性自信. 随着后现代科学的发展, 对神经科学, 生物学和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 都在摧毁古典的传统的, 对于善的定义.
在这种变迁之下, 知识分子发现自己那种非常朴素和基础和道德自信不再像以前那样足够坚实, 这种自信在价值多元前面变得可疑. 而这种疑虑同时也会更进一步被专制政府所利用. 专制政府敏感地觉察到, 可以利用这种疑虑来发动群众批斗知识分子, 甚至不需要发动, 民众出于表演欲望和迫切要求自主要求自决甚至单单是无法容忍自己不如知识分子的嫉妒心就足够使得民众自发的组织起来攻击知识分子.
而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同时也给专制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权力, 无孔不入的实名制, 无处不在的监控, 即将到来的全民dna资料库, 将使得专制权力再无制衡之力, 掌握这套系统的人将再无任何力量可以制衡.
当然也不必将这一切看得过于悲观, 以上的分析并不是说专制的力量从此就不可再战胜.
毕竟任何国家的任何政体, 一旦长久地违反人性, 其结果必然是灭亡. 从这个意义来说, 满清可以强迫汉人留辫, 却绝不能彻底禁绝儒家做文化灭绝.
但是以上的分析却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在当前的时代下, 掌握这套专政系统的人与被专政者不再拥有合理的沟通渠道. 双方之间由于可见的巨大的力量悬殊, 使得黑天鹅或者灰犀牛事件将发生的更加频繁.
这类事件的发生往往会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同时性, 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生存在这个系统中的个体, 由于共享共通的人性, 因此在道路以目, 一呼百应时, 所存在的那种心理上的相互理解.
也还真可以用到石勇的那个公式.
如果对当下社会的人做一个建模的话, 就是, 不满+不敢. 因此一个人会因为不满而预期到社会中的其他人对这个系统也是不满的, 但是同时也会因为不敢而预期到社会中的其他人不会做出实质性的行动来反对这个系统.
而在经过雷洋案, 我不是药神, 等等近几年的事件洗礼之后, 所有人都会明白自己的生活是纸糊的, 守护在这个生活外部的仅仅是这个国家的经济, 政府对社会的强力控制.
否则的话, 长久以来积压的被剥夺感, 不安全感都会随时引爆点燃, 化为巨大的戾气.毁掉一切.
我们面临的是整个时代的变局, 只是作为一个千年专制王朝, 我们还要加上专属我们自己的问题.
